李姓起源与上古“大理”职官密切相关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皋陶为舜帝“作士，五刑有服”，其子孙世袭理官之职。《元和姓纂》详述：“李氏，帝颛顼高阳之裔，皋陶为尧大理，因官命族为理氏。”殷墟甲骨文中“李”字初作“木”下“子”，象树木结果之形，暗含“理狱清明”的司法隐喻。

商末青铜器铭文印证理官转型。安阳出土的“理作父丁鼎”，器腹饕餮纹中嵌有“李”形符号，显示商代理氏已分化出李氏族群。特别是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“李伯鬲”，其铭文“李伯作姬宝尊鬲”，证实西周初期李姓已形成独立宗族，与姬姓通婚。

敦煌悬泉置汉简中的“陇西李”记载，揭示李姓军事化转型轨迹。简Ⅱ0114③：54载“戍卒陇西郡狄道李忠”，与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“李广，陇西成纪人”形成互证。居延汉简中“李息”“李哆”等军官名籍，反映李姓在汉代边塞军事体系中的深度参与。

马王堆汉墓《驻军图》标注的“李里”，佐证李姓聚居的军事特性。该图在长沙国南境标注的“李里”驻地，恰与《汉书·李陵传》“李氏名将，三世宿卫”的记载呼应。出土汉代铁官“李”字铭文农具，更显示李姓在军事屯田制度中的特殊地位。

吐鲁番文书中的“李”姓赐改案例，展现姓氏政治化的巅峰。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《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》载“户主李石住，本姓张，天宝三载蒙恩赐姓”，印证《唐会要·氏族志》“四海望族，皆冒李姓”的记载。这种政治性改姓，在洛阳出土的《李勣墓志》中达到极致——本姓徐的英国公自述“蒙赐国姓，列属宗正”。

敦煌遗书P.3899《姓氏录》残卷，揭示李姓文化重构的复杂性。该卷将李姓郡望分为“陇西李”“赵郡李”“赐姓李”三类，与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所载十二支李姓宰相家族形成对应。特别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《大唐咸通启送真身志文》，记载僖宗“宗室李氏”供奉佛骨，展现李姓与佛教中国化的深层互动。